多退的钱凭什么还？从雁塔游戏退款案看不当得利与AI伪造证据的法律红线

游戏公司返还未成年人充值款，转账时手一抖多退了三万多元；收款方拒不返还，还拿出一段用AI合成的通话录音试图证明“对方已同意免还”。这段剧情不是电视剧，而是央视新闻2026年10月19日《法治在线》报道的真实案件。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多收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，判决全额返还并支付利息，伪造证据的当事人被当庭训诫。一起标的额不大不小的民事案，牵出了三个公众最关心的问题：未成年人充值的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？多退的钱凭什么必须还？用AI造个假证据，又会付出什么代价？

一、事件回放：一场“多退3万”引发的官司

据央视新闻披露，小涵（化名）使用某游戏平台充值约5万元，其母亲刘某将游戏公司诉至广州某法院。经调解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游戏公司按30%的比例退还15695.4元。问题出在退款环节：公司工作人员操作失误，实际转账49323元，比约定金额多退了33627.6元。

发现失误后，游戏公司随即联系刘某要求返还多退款项，遭到拒绝。无奈之下，公司将其诉至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。庭审中，刘某辩称游戏公司已通过电话同意免除其返还义务，并提交了一段与公司代理律师的通话录音作为证据。法庭没有轻信这段录音：法官要求刘某当庭拨打录音中律师的电话，无人接听；又要求录音中的当事人本人到庭核实；再经多方印证与声音比对，最终证实该录音并非代理律师的真实声音。刘某当庭承认，录音系其自行使用AI技术合成伪造。

法院经审理认定，刘某多取得的33627.6元构成不当得利，判决其返还全部款项及相应利息。因刘某当庭承认伪造、未对审判结果造成严重后果并当庭道歉，法院对其批评教育并进行严厉口头训诫，未作出罚款或拘留处罚。无独有偶，湖南宁乡法院近期也审结一起类似案件：网店经营者李某利用商家操作失误形成的异常账户余额消费，被判返还相应款项。生活里转账转错、退款超额、货物多发，都是不当得利的高发场景。

二、先厘清前提：未成年人充值的钱能要回来吗

要理解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，得先回到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的法律规则。《民法典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规定，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依据第一百四十五条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属于效力待定，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，不发生法律效力。

把规则落到游戏充值上：一个十岁的孩子用家长账户向游戏充值数万元，这一大额付款明显超出其年龄与智力的对应范围，家长不追认，充值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，平台据此收取的款项就失去了合法依据，应当返还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（二）》第九条明确规定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，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，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不过，司法实践并非“一刀切”地全额退款。一方面，家长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充值行为确系孩子本人操作，否则可能面临举证困难；另一方面，家长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失职也会被纳入考量。北京四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即是例证：孩子大额充值打赏，家长申请全额退款被拒，法院认定家长监护失职亦有过错，最终仅判决退还部分款项。雁塔案中双方经调解按30%退还，同样是这一平衡逻辑的体现——平台对实名认证、防沉迷负有事前义务，家长对支付密码、账户管理负有事中义务，责任分担落在个案中，便体现为不同的退款比例。

三、多退的三万元：不当得利的法律账

本案真正的焦点，在于“多退的钱必须还”这一结论。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确立了一般规则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。第九百八十五条进一步细化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，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，但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、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、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三种情形除外。

构成不当得利，需要同时满足四个要件：一方获得利益、他方受到损失、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、获益没有法律根据。雁塔案中，游戏公司多转的33627.6元使刘某得利，公司受损，二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；这笔钱既无合同约定，也无法律规定作为支撑——调解协议只约定了退款15695.4元，多出的部分没有任何“法律根据”。承办法官解释得很直白：对方操作失误，并不构成免除返还义务的理由，受益与受损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，恰恰构成不当得利。

返还范围因得利人的善意恶意而不同。《民法典》第九百八十六条规定，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，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；第九百八十七条则规定，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，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。雁塔案中，刘某在游戏公司明确联系后仍拒绝返还，属于典型的“明知无据而得利”的恶意得利人，返还范围因此既包括多退款项，也包括相应利息。西北政法大学高丰美副教授在节目中的解读与此一致：恶意的不当得利行为，返还范围覆盖本金加利息。

四、AI伪造录音：从“侥幸”到“违法”的代价

比“拒还不还”更值得警惕的，是刘某在诉讼中提交AI合成录音的行为。这段录音指向一个关键争点：游戏公司是否曾电话同意免除返还义务。如果法庭采信，案件结果可能逆转——这正是当事人伪造证据的动机。但法庭的核实链条清晰有效：当庭拨打电话验证、要求录音当事人到庭、进行声音比对。技术的门槛在降低，识破的技术同样在升级，伪造证据在今天的司法程序里，越来越难以蒙混过关。

伪造证据的法律后果，是有梯度的。《民事诉讼法》（2023年修正）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伪造、毁灭重要证据，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法官在节目中说明了实践中的把握尺度：一般未造成严重法律后果、获得对方谅解的，批评教育或口头训诫；给对方造成损失、给审判造成实际障碍的，罚款、拘留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送追究刑责。雁塔案因刘某当庭承认、危害后果有限，止步于训诫，但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伪造证据是“低成本冒险”。

诉讼之外的伪造证据行为，还可能触发行政责任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2025年修订）第七十二条规定，伪造、隐匿、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、谎报案情，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。若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、进入刑事领域，还可能涉及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罪乃至虚假诉讼罪。从训诫、罚款、拘留到刑事追责，法律对“假证据”的防线层层设防，AI技术只是让造假更快，并不能让造假免责。

五、给家长、平台和每个人的提醒

对家长而言，这起案件提供了三点提醒。第一，孩子大额充值不是“只能认栽”，民法典与司法解释为退款提供了明确依据，但要及时固定证据——充值记录、账户操作日志、孩子自述的录音录像，都是证明“未成年人操作”的关键材料。第二，收到多退的款项应当主动返还，占有一笔明知无据的钱财，不仅可能被诉返本付息，还会消耗时间与诉讼成本。第三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伪造证据的念头，AI合成的录音、截图在证据审查面前并不安全，反而可能从有理变成无理，甚至招致罚款、拘留。

对平台和企业而言，退款、转账等涉及资金的环节应当设置复核机制，避免“退多退错”的低级失误；发现多发款项后，及时留存转账凭证与沟通记录，必要时通过诉讼主张返还不当得利，诉讼时效为三年，宜早不宜迟。对每一位普通公众而言，不当得利并不遥远——错收的转账、多发的货物、异常的账户余额，都可能让“天降横财”变成“天降官司”。面对意外之财，先确认来源，再决定处置，是最稳妥的选择。

结语

雁塔案的价值，不在于追回三万余元的数额，而在于它把三条生活常识讲透了：未成年人的充值款，符合条件可以依法主张退还；没有法律根据多得的钱，无论对方是否有过错都必须返还；伪造证据看似“聪明”，实则是把官司从输赢问题变成了责任问题。AI时代，技术放大了造假的便利，也同步放大了法律的回应力度。守住诚信这条底线，比任何“技术操作”都更可靠。